不久前，Alpha Go戰勝柯杰的人機對弈大戰，使得人工智能對人類生活沖擊的討論再次成為焦點。這令我們想起曾風靡網絡的《西部世界》，隨著人工智能日漸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，《西部世界》構筑的人工智能世界會不會變成現實呢？如果機器人擁有了自我意識，會給人類生活帶來什么樣的沖擊呢？為此，本報特約系列評論。

　　形成全面的沖擊和挑戰

　　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。在2030年代的某一天，一群探險者進入到一座廢棄的城市，這座昔日繁華的工業城市如今變成了一堆廢墟。在這些廢墟中，他們遇到一位老人，這座城市的唯一的幸存者。老人講述了城市的故事，原來這里曾經是一個人工智能非常盛行的城市，于是城里唯一的工廠將工人們陸續解雇，換成機器人。結果，城里人都慢慢餓死了，而工廠的產品也賣不出去，都破產了。于是城里的人都搬的搬，死的死，工廠的老板追悔莫及，最后自殺謝罪。城里只剩下老板的兒子還活著。也就是這一位孤獨的老人，讓故事中的探險者有機會聽到這個故事。

　　這個故事顯然充滿悲觀主義色彩，但是故事所包含的問題和憂患意識，卻值得關注。無論如何定義人工智能，機器人取代人類的部分勞動崗位，這是歷史多次出現、并且還將會以新的形式不斷出現的現實。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，隨著大機器工業取代手工業，曾出現所謂“機器吃人”的情況。今天，工業生產的自動化和智能化，將導致“機器人吃人”的現象。當然，也有人對此持樂觀的看法，認為技術的進步，雖然使一些舊的工作消失，卻也產生一些新的工作，此消彼長，總的就業機會得以平衡。然而，人工智能的出現，使得一種智力和體力都超過人類的新型機器人得以誕生，這也使得人類的絕大多數勞動領域都有可能被機器人所取代，因此造成的社會危機也將是前所未有的。而且，人工智能的出現，給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挑戰，也許不僅僅只是在于就業方面，而是對整個社會哲學形成了全面的沖擊和挑戰。

　　前不久剛剛結束的法國總統大選，社會黨候選人哈蒙雖然競選失利，但是在他所提出的一些施政方案中，有兩個觀點卻極具前瞻性。其中一條在于，主張設立全民生存收入，給所有公民發放一定數量的生活補貼；另一條在于，在稅收方面，針對自動化取代人工的現象，創設一項“機器人捐金”，資金交給一個工作過渡基金管理。表面看來，哈蒙似乎故作驚人之論以討好選民，實際上，這兩個觀點過于前衛。就第一點而言，如果隨著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發展，大量的工作被機器人所取代，而并沒有同時創造出同等數量的新的工作機會，那么在社會之中，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口可能成為一種常態。對于政府而言，如何讓這些人得以維持基本的、不失體面的生存，將是一個嚴峻的問題。就第二點而言，在企業中使用機器人以取代工人的崗位，所導致的不只是一名或者若干名相應職位工人的下崗，而且也是社會的總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的減少。如果說企業通過采用機器人取代自然人而增加了營利，那么就社會而言則是因為總的就業機會的減少而增加了社會的風險。因此向企業征收“機器人捐金”也可以視為合理之舉。

　　重新思考社會契約如何可能

　　Alpha Go戰勝李世石和柯潔的事件表明，任何一種人類活動，如果最終可以轉化為數據，在這項活動中電腦皆可戰勝人腦。通過強大的計算能力、海量的信息存儲能力、高效的信息處理能力以及深度學習能力，使得計算機在信息的收集和處理方面，遠遠地超過人腦。而且人工智能不只是用來下圍棋、寫小說，而且也開始用在一些更有實用意義的領域。例如在醫學領域，IB+M已經研發出一個超級機器人“沃森”，它存儲了海量的醫學信息，可以通過臨床醫學輸入的病人信息，提供相應的治療方案。例如Google、百度等正在研究汽車自動駕駛。

　　如此種種都在提醒我們，人工智能并不遙遠。也許有一天，正如美劇《西部世界》所描述的，一些如同真人一般行動、說話、感受的機器人，就會生活在我們身邊。如果這些機器人更進一步具備了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自由意志，那么由于機器人在體力和智力兩方面都遠超人類，將對未來的人類提出怎樣嚴峻的挑戰？人類原有的各種社會哲學，似乎并不足以構想人與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關系，那么，是否有可能設想一種包括了人與機器人在內的新的社會契約論。

　　在人類歷史中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會哲學的理論，但大體上說來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，或者說都是從人類的視角出發來構想社會。概括言之，社會哲學要考察四個層次：個人（個體）、家庭（家族）、社會（市民社會）、國家（城邦）。古今中外的哲學家，從不同的視角、不同的層次出發，形成了不同的哲學。有人特別關注個人的幸福和解脫，視社會、國家為外在的羈絆，有著強烈的出世主義的傾向，如莊子和佛陀。有人特別重視家庭，把國家視為放大的家庭，認為修身齊家和治國平天下乃是基于同樣的道理，如儒家。有人以城邦為出發點，于是將人視為政治動物，例如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人脫離城邦非神即獸。從市民社會出發，認為個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通過簽訂契約形成社會和國家，這是早期近代哲學的產物，體現在霍布斯、洛克、盧梭等人的著作中。在他們看來，社會是由無數個“原子個人”通過一定方式組合而成。首先存在著某種自然狀態，在自然狀態中每個個體都是一個孤立的、自足的人格或者意志，然而這種自然狀態無法長期地持續下去，人與人之間會陷入互相斗爭、彼此敵對的普遍戰爭狀態，正如霍布斯所說的“人對人是狼”。但由于人是理性的個體，因此通過計算利害得失，發現可以通過人與人之間簽訂契約，將個人權利交付給國家，可以告別戰爭狀態，從而由自然狀態過渡到法權狀態。

　　然而，當我們將人工智能機器人，也視作某種人格、視作社會的成員、視作社會契約的簽約方之一，就會發現“人類版”的社會契約論的許多前提需要重新加以思考。對于人類而言，盡管有著體力、智力、出身等方面的不平等，但大體上每個人的理性能力是大體相當的，每個人都是一個理性的存在者。然而人工智能機器人，其理性能力卻可能遠遠超出人類，從而是某種超理性的存在者。

　　再者，對于人類而言，他心是不可知的，盡管可以進行猜測，但總無法準確地計算和預測他人的想法和行動，因此人類的行動領域總是出現大量的意外事件。而對于人工智能機器人而言，各個機器人之間的信息卻可以互通互享，從而至少在機器人之間不存在不可知的他心問題。在筆者看來，更為可怕的，也許在于人工智能機器人不具備真正的情感，因此不具備憐憫心與同情心的人格。一個顯而易見但卻經常被哲學家們所忽視的事實就在于，人類的誕生和成長總是在家庭之中，人是在家庭中成長為幼兒，進而再通過社會的培養才得以長大成人，人的情感正是在家庭與社會之中形成的。一個有情感的人，才會有同情心。

　　然而，人工智能機器人卻是工業生產線的產物，他所需要的只是信息的認知和處理能力，完全不需要情感。當然，可以通過程序的設計，讓機器人模擬人的情感，但模擬永遠不等于真實，因此機器人不會有真正的情感，也將不具備真正的同情心。當然，仍然可以假設機器人作為理性存在者，可以遵守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規范，但這些機器人將是一種冷酷、嚴格、毫無人情味的行動者。遠遠超出人類的理性能力，冷酷到極致的功利主義道德觀，當未來的人類面對這樣一種人格，如何與之互動來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呢？面對社會之中不斷到來的新的他者，在原有的社會契約上進行補丁式的修修補補是遠遠不夠的，而是需要用一種開放的思想姿態，來重新思考社會契約如何可能之問題。